文章主要内容为微观层面上，有关“国进民退”与“国退民进”的利弊之争核心在于控制权性质不同的企业是否具有不同的“趋利避害”能力。本文从控制权和规模扩张来剖析“趋利避害”的具体表现，研究其影响并购绩效的路径和机制。研究发现:1.终极控制人在企业并购中存在支持与掏空行为；2.随着规模扩张，企业并没有获得规模、范围经济以及垄断势力带来的正向效应；3.相对于政府控制，非政府终极控制人具有较强的掏空能力（趋利），和降低规模、范围不经济和无明显的垄断势力的负面影响能力（避害）。本文研究价值在于，理论上发展了不同性质的控制人在价值分配（掏空）、价值转移（市场势力）和价值创造（规模、范围经济）上的能力差异；实践上，能够为监管层政策制定、实施与评估提供相应经验支持。
